第二七六节 三路出兵(1/2)
白莲教的事情上。
李岩替姬庆文些的那份奏章,由李元胤通过锦衣卫的渠道,不过三天时间便送到了远在京师的崇祯皇帝手中。
可姬庆文在苏州等来的,却不是崇祯帝的圣旨,而是师傅孙承宗的亲笔信。
原来眼下大明朝廷内外交困,同时应付关外满洲皇太极、应付陕西山西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尚且捉襟见肘,再也不能让江南白莲教作乱再牵扯朝廷精力了。
而若是由崇祯皇帝颁旨进剿,便要经过内阁拟旨、司礼监用印、兵部谋划之后,才能真正调动军队。这样一来,恐怕圣旨还没有离开北京,就已闹得满城风雨了。
走漏风声倒是在其次,只是江南税收占了大明财赋的三分之二还多,要是江南出事的事情传遍朝野,难免会引得人心浮动,于民心、士气不利。
因此崇祯左思右想还是招来了忙于重建山海关防务的孙承宗,请他过来商议对策。
孙承宗考虑了一下,提出的建议也十分简单明了:就是要在最小的范围之内、用最小的代价、用最短的时间,敉平这场白莲教的叛乱。
可话说说简单,做起来却是极为困难。
要知道,据姬庆文的陈奏上来的可靠消息,浙、闽交接之地的白莲教匪,同几个月前大闹南京城的白莲教匪是一伙人。这伙人胆子大、实力强、在江湖上又颇有些声望,实在是一群不好对付的对手。
对此,孙承宗拿出来的对策是:从辽东抽调两千辽东铁骑入关南下浙、闽,再发动姬庆文麾下“明武军”,同江南守军会同进剿,必然能够一举成功;而这支军队统帅的人选,则是尚且关押在刑部天牢之中大的前蓟辽督师——袁崇焕。
关于军事部署的事,崇祯皇帝对孙承宗向来是言听计从的。
其实这样的部署,孙承宗在保证能够迅速平定白莲教之乱的前提下,却也未必没有什么私心:袁崇焕毕竟是他的得意弟子,并且确实是有真才实学的,现在朝廷正是用人之际,让这么个将帅之才埋没在暗无天日的大牢之中,未免有些暴殄天物了。
然而对于此番孙承宗的部署,崇祯皇帝却是毫不迟疑地拒绝了,而他拒绝的理由也是十分充分。
首先是辽东铁骑的问题。一来辽东同江南远隔千山万水,从那么远的地方调动兵马时间太长、开销太大、变数太多;二来满洲皇太极虽然受了重创,可元气还在,若是贸然抽走千余辽东精兵,皇太极未必不会乘机发难;三来辽东兵马的军纪是出了名的差,去年在京师城外、皇帝的眼皮底下,尚且闹出临阵脱逃的丑闻来,要是放他们去遍地流油的江南,说不定还要闹出什么乱子来。
至于统帅的人员袁崇焕——崇祯皇帝对他余怒未消,根本不可能在这个节骨眼上重新启用他去江南用兵。
孙承宗素来知道崇祯皇帝这位弟子的脾气,要是继续在这个问题皇上继续纠结,说不定这位脾气急躁易怒的皇帝,会当场下旨将袁崇焕处死。
于是孙承宗又拿出了自己的备选方案:在仍旧调集姬庆文的“明武军”和江南明军的基础上,征调沈良佐带去松江市舶司的两千京营军士,在征调四川土司三千人马,一同进剿白莲教匪徒。
可这样的部署却有一个明显的问题:一共是四方面的人马,又互相没有统属关系,到底由谁发号施令统一节制?
斟酌盘算了好一阵,崇祯皇帝还是决定以稳妥为先,下密旨由南京守备提督勋贵诚意侯刘孔昭提点、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任监军,会同指挥这次行动。
刘孔昭是初代诚意伯刘基的嫡派子孙,而刘基便是帮着朱元璋扫平群雄、驱逐鞑奴的军师刘伯温,至今在民间还流传着刘伯温足智多谋,乃至呼风唤雨的传说。因此单凭刘孔昭的身份,便能压制众军将领了。
而韩赞周则是自小伺候崇祯皇帝的老太监,办事一向还算稳妥,也不怎么爱出风头,乃是监军的最佳人选。
崇祯皇帝这个时候,对他这番自认为妥当的部署颇为得意,却不料真的当战斗打响之时,刘孔昭和韩赞周的组合,险些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来。
而避免这一后果的,则是孙承宗一句有心无意的问话:“皇上,记得姬庆文手里还有圣上钦赐的一口‘天子剑’,不知可否据此节制诸将?”
崇祯帝蹙眉道:“姬庆文这狗才,拿了朕的天子剑,只听说在进南京城时候狐假虎威了一番,也不见他用来办什么实事,真是辱没了朕的一番信任。这样,麻烦孙老师给姬庆文的信里多谢两句,让他遇到刘、韩两人有用兵不对的地方,尽管出头说话。姬庆文这厮什么都是半桶水,可手下能人不少,他肯替朕卖命,定然能够取胜。”
就这样,给刘孔昭、韩赞周、沈良佐、姬庆文等人的圣旨,便被崇祯皇帝以密信的方式,源源传递了下来。
在大明官场之上,皇帝的密信,比明发的圣旨的效力更高,上述几人接到旨意之后,不由分说便纷纷行动起来。
首先是南京城里的刘孔昭和韩赞周两人。
因前任南京兵部尚书熊明遇因白莲教一事,被崇祯皇帝下旨杀死,而新任南京兵部尚书的人选尚未确定,因此这两人便是目下南京城里唯二的最高军事长官。
这两人互相商议了一下,觉得现在南京城里能够调动出来的,能够立即上阵作战的军队也就八千人左右,再加上其余地方的江南卫所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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