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言可畏(2/3)

似同居迹象，不婚却不避嫌，不是很严萧，不是很谨慎，不甚检点，自然倍属关注。关于她的，关于我的，关于我们的，流言蛮语，整天如绿头苍蝇似的嗡嗡在耳，搔扰得当事人不得安宁。有个别人，甚至当面指责我们道德败坏，玩弄感情，伤风败俗。

听后，不禁哑然失笑，市面上流通的种种说法，未免过于牵强，妄加联想。我清楚有些人历来对打工者颇有非议，若是纯学术的争鸣，自然无可争议，可惜不全是这样。功是功，过是过，应一分为二，赏贬分明，出身归出身，文章归文章，不能因出身而否定其文章的成就。我明白袁秋华将外地人对当地人的所思所想，坦诚地抒发出来，义无反顾，难免招致一些人的曲解和忌讳。对于常人，这也难以苛责。私下里议论便没问题，但写下来便成了罪证。

只有肮脏的念头，没有肮脏的文学。文人老实地揭露人的劣性状，未必就是存心污毁祖宗和同胞，是否也要死死捂住头上的癞疤？就象阿q那般不许人指点？社会明明存在偷鸡摸狗，是否也要拿圣贤礼义来粉饰？实情明明是腐败龌龊，是否也要对贪官污吏进行歌功颂德？艺术家之所以是艺术家，全在于不是按他所希望看到的样子来看事物，而是如实描写事物的本来面目。文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肯说真话，并不是爱写社会的坏事，也不是爱揭人的丑恶，良知使然，不得不说，职责使然，不能不写，写坏事只是希望不要重蹈覆辙，揭丑恶只是希望改邪归正而已。

文字后面的血泪，岂是没有心肝的人所能体味？对于不辩音律的耳朵来说，最美妙的音乐也是毫无意义的；对于不懂文学的心灵来读，最真善美的作品也是诡辩遮丑的；对于不信爱情的眼光来看，最神圣的感情也是虚假伪装的。

诗经三百篇，圣贤一言以敝之，思无邪！

一部《红楼梦》雅俗共赏，雅者从中看到雅之雅，俗者从中看到俗之俗，但现实的问题是，俗者看过不能雅，雅者看过不会俗。无非就是这个样子。见微知著，风言风语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人心是一面镜子，无非是一个对文学认知的态度问题。事态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人的心，心大世界才大，心明亮世界才明亮，心邪，眼底尽收假丑恶，则这世界无所不邪，心正，眼中只见真善美，则这世界无所邪。其二，环境问题，无非是对作家成长的环境问题。如果由稍微有些文化素质的人评判，没人会有此高论，如果在北京，也不会沸沸扬扬发生这种议论。

言情小说涉及爱恨情仇，乍读倒似作者的亲身经历，或真情告白。造成这种错觉，凭证就是作者以第一人称写作，隐晦地借用了若干作者的发现，颇似自传体，然而笔下塑造的是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并不是作者的个体写真。凭我的眼光来赏析，自然明白袁秋华写的是小说，不是人物传记，也不是新闻报道。作者是作者，人物是人物，龙是龙，马是马，怎能混谈？作者写“我”，也写“非我”，写皇上者就是皇上，写奴才者就是奴才，写土匪者就是土匪，写小偷者就是小偷，写娼妓者就是娼妓，岂不荒唐？小说只能当小说看，它免不了虚构，想象，编造，概括，综合创造。其文须虚实相半，乃文人游戏三昧之笔，不必问其有无也。难道写杀人犯，作者最好也去杀人？难道写失足女，作者还得去卖身么？

鲁迅先生写阿q，鲁迅就是阿q么？先生写阿q，并不等于就是倡导阿q的精神，也不等于就是要大家把阿q当榜样来学习。至于是不是真有这回事，有没有借题发挥，读者就不必认真挖掘罢，更不必对号入座，辛苦劳神大可不必。至于文中种种细节叙述，小说家言而己，贾语村言罢了，姑妄写之，姑妄看之，祈求别有用心者，切勿追究事由也罢。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愚谬的考证之风，不足取也。否则，被人卖掉，别人还要笑话，璧则犹是也，而马齿加长矣。省省心吧。

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笔墨紧随时代。创作无疑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是作者表达对社会及其生活的一种方式，自身的一些观点，经验，阅历，体会又深藏文本之中。但文学也有逻辑的规范，主题的约束，存在决定意识，题材与作者的生活有关，内容与作者的亲身经历有关，人物是作者的影子，或化身。然而艺术固然可以自由飞翔，合理地联想与想象，按自己之所得传述，但不能主观随意地无中生有。

流言与事实，稍加碰撞，就可燃爆丑闻，我们百口莫辩，只能宁用沉默，不理流言。人口封不住，我们拿议论没办法，有些生活细节不是不能澄清，而是没法澄清，根本就没人相信，只会白白辱没了人格，白白丢失了脸面。

偏见深重，无端蒙冤，牵强附会，故意栽赃，俗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愿别人超过自己，平平稳稳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吃吃喝混日子，是是非非毁才子。非议不止，还想他人吃官司，唯恐天下不乱，唯恐他人不遭殃，唯恐显不出他的恶毒来！

蝇营狗苟打小算盘，拼命想占有，如果不能够占有，就构陷栽赃，大肆破坏，“我得不到，谁也体想得到”。当初领导为她庆功的时候，就种下了很多祸根。领导今天奖励了谁，其他人不服，就开始搞她。所以，只要今年得大奖的，到此为止，迟早要被逼离开。在这件事上，俗众最团结一致，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