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官职制度 下(2/5)

类是常设科目，有秀才、明、进士科。最初只设秀才、明两科。秀才先试策，并加杂。如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杜正玄投考秀才科，当时杂考试很难。那年的题目是拟作《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白鹦鹉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的考题是拟作《贾谊过秦论》及《尚书·汤誓》、《匠人箴》、《几赋》等。当时秀才科的录取标准很高，每次考试及第的人很少，几乎成为虚悬的科目。后来又增置了进士科，只试策，不考杂，增加了录取的人数。明科只考《九》、或帖或问义，及第的人数较多。隋朝的刘焯、王贞、杜正玄、杜正藏、许敬宗等，都是秀才出身；房玄龄、侯君素、孙伏伽、杨纂等，都是进士出身；孔颖达、韦云起等，都是明出身。以“试策”取士，在中国选官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科举制度从此开始。唐王朝建立之后，继续实行科举取士，并把这一制度更加完善起来。唐代选官科目有常科和制科两种。常科，每年分科举行一次。其考生主要来源是生徒与乡贡两方面。在唐代，中央和地方都设有学校。中央有国子监、弘馆、崇馆；地方有州县学。这些学校的学生都有一定的名额。学生入学年龄和学习年限，也有明确的规定。学习的内容主要有《诗》、《书》、《易》、《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邓恪⒀律的，则主要学习有关学、算术、法律等方面的专业书籍。每年冬天，国子监、弘馆、崇馆以及各州县学都要将考试合格的学生送尚书省参加考试。这些考生，就叫做生徒。那些不在学校学习而学业有成者，则向州县“投牒自举”，即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考试合格，由州送尚书省参加考试，这些考生随各州进贡物品解送，所以称为乡贡。《通·选举三》：自京师郡县，皆有学焉，每岁仲冬，郡县馆监，课试其成者……而与计偕，其不在馆学而举者，谓之乡贡。旧令诸郡，虽一、二、三人之限（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而实无常数，到尚书省，始由户部籍阅，而关于考功课试，可者为第。唐代常科考试科目很多。据《新唐书·选举志上》：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其中明字、明法、明算等科，不为人们重视。俊士、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科，并不常举行。秀才，在唐初要求很高，唐太宗贞观年间规定，凡被推荐应秀才科而未能中选者，其所在州的长官要受处分。因为选拔严格，所以应试者很少。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曾一度停止秀才科。后来虽然恢复，但主持考试的人，因为此科久废，不愿录取。因而明、进士两科就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明、进士两科，最初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是义或者是时事。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4年），进士科加试读史一部。高宗调露二年（公元680年），进士科加试帖。永隆二年（公元681年），明加试帖，进士加试杂。这种考试办法，偏重帖，士子死记硬背，毫无实际意义。至玄宗时，又规定加试诗赋，据《新唐书·杨绾传》载：天宝十三载（公元54年），玄宗御勤政楼，试博通坟，洞晓玄、辞藻宏华、军谋出众等举人……取词藻宏丽外，别试诗赋各一首。但是，两科考试内容各有偏重，大抵是：进士重诗赋，明重帖墨义。因为帖墨义只要能熟读传及其注释就可登第，而诗赋则需要具有学才能。同时，录取的名额明又比进士多得多，《通·选举三》：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开元以后，四海宴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达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明科得第，每年有一、二百人，而进士科得第的，有时只有几人，最多也不过三、四十人。所以，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法：“三十老明，五十少进士”。可见在唐代众科中，最贵重是进士科，所以王定保《唐摭言·散序进士》：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缙绅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唐朝初年，常科考试是由尚书省之吏部考功员外郎（从六品上）主持的，《通·选举三注》：“武德旧制，以考功郎中监试贡举，贞观以后，则考功员外郎专掌之”。开元二十四年（公元6年），考功员外郎李昂因诋毁进士李权的章，大受李权的辱骂。由于发生这个事件，朝官议论纷纭，都认为由郎官主持科场，职位太低，威望不高。于是，玄宗决定把主考权移给礼部，由礼部侍郎（正四品下）主持。此后，历代相沿不改。唐皇朝对选拔人才十分重视，严防弄虚作假，挟带舞弊，每逢科考，兵卫森严，防患备至。举人入场仪式，也极为隆重。《通·选举三》：先试之期，命举人谒于先师，有司卜日，宿张于国学，宰辅以下，皆会而观焉，博集群议，讲论而退。礼部阅试之日，皆严设兵卫，荐棘围之，搜索衣服，讥呵出入，以防假滥焉。进士及第，是一种很高的荣誉，当时人称之为“登龙门”。发榜之后，有曲江会、杏园宴、雁塔题名等活动。进士曲江大会，有时皇帝还登紫云楼垂帘观看。士子登科之后，并不立即授予官职，还要再过吏部考试，这种考试，叫做“省试”或“释褐试”。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