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乱世豪雄篇 第八章 箭在弦上 第七节(3/5)

他们田地再多，因为没人耕种，也无法变成粮食和钱财，虽然可以出租或出让，但钱财却大幅减少了。钱财少了，他们就无法扩展势力，而奴客、门客、私兵、门生弟子的减少，更直接导致他们失去了骄横的资本。

相反，朝廷却因为此策，重重打击了门阀富豪的势力，迅速增加了人口、赋税和徭役，还增加了可实际控制的土地。

李弘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

荀攸给他解释的时候，仅仅说了此策实施后所导致的表象，而徐荣却一针见血指出了此策的本质。长公主不是长大了，而是已经逐渐成熟了。她为了早日中兴大汉，竟然做出了她这个年纪根本做不到的事。她不是和整个晋阳朝廷为敌，而是和整个大汉的门阀豪族为敌，长公主当真是一往无前，气势如虹。

李弘想起了先帝。过去先帝为了积累财富、收受贿赂、卖官鬻爵，手段极为卑劣，但他小打小闹，没有损害皇室宗亲和门阀富豪们的根本。今日的长公主为了积累财富，却利用国策，光明正大地肆意掳掠，甚至不惜代价重创皇室宗亲和门阀富豪们，其手段之酷烈令人瞠目结舌。先帝和他这个宝贝女儿相比，差得太远了。

李弘暗暗地吁了一口气。先前自己在星空下所作的决定，看来是正确的。先帝在天之灵，应该感到欣慰，应该能看到大汉中兴的希望了。

“此策都是哪些人帮助长公主制定的？尚书台的那些中朝官？”

“朝廷在讨论此策的时候，长公主曾写了一封书信给我，征询我的意见，其中提到了此策的产生过程。”徐荣说道，“此策最早来源于各地郡县大吏对‘计口授田’制实施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和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所提出的一些建议。长公主拿着这些问题和建议到晋阳大学堂召集博士、诸生日夜商讨，历经数月后才有了这么一个定策。”

“这么说，尚书台也有一部分官吏对此策持反对态度？”

“对。”徐带点头道，“大将军不要把此次晋阳危机简单地看作外朝和中朝对相权的争夺。”

皇权和相权之争仅仅是这次晋阳危机的表象，实质上，这次晋阳危机，纯粹是两种不同治国策略在制定和实施国策上发生了巨大分歧，继而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现在无论是外朝还是中朝，对此策持反对意见的官吏非常多。之所以看上去是皇权和相权之争，其实都是为了掩盖一个事实，谁能主掌权柄，谁的治国策略就能占据主导地位，依靠这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治国策略所制定的各项国策就能得到顺利地推广和实施。

自此朝廷统一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之争，以鸿儒郑玄的融和了今、古文经学精髓的“新经”为官学之后，“儒法兼融、隆礼重法”成为治国策略的主旨，但“隆礼重法”在实际国策的制定中分裂为三派。

一派以长公主为首，重“法”轻“礼”，推崇“以法治国”，主经“不法古、不循今”锐意改革，推行“法”、“术”、“势”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一派以崔烈、刘和、杨彪为首，重“礼”轻“法”，推崇“德主刑辅”，主张德刑兼施，任德而不任刑，推行德刑相辅、大德小刑的治国方略。

一派以蔡邕、襄楷为首。在“隆礼重法”的同时，也推崇黄老之术。主张“文武并用、德刑相济”，即要求“德治”，也要求实行“仁政”，推行清静守法、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

三种不同的治国策略在同一项国策制定中肯定会发生冲突，产生分歧。比如选拔人才，长公主等人不注重出身，注重才能，而崔烈等人不但注重出身，更注重德才兼备。比如在刑罚上，长公主主张严刑峻罚，以刑去刑，而崔烈等人主张约法省刑，春秋决狱。其它诸如赋税、田制等等新政上，都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策略互相争斗、互相妥协的痕迹，而从中进行调解劝和的就是以蔡邕为首的中间派。

本来这种治国策略上的矛盾属于各人在治国理念上的不同，只要双方能找到平衡点，求同存异，这种矛盾还是可以避免和隐藏的。但随着冀州大战的开始，朝廷财赋的紧缺，双方的矛盾随即被彻底激发了。

“如果双方的矛盾在平定天下之后爆发，对中兴大业的影响将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徐荣摇摇头，无奈地叹道，“现在提前爆发，不但牵扯到皇权的威仪，更影响到中兴大业。如果处理不当，后果……”

徐荣没有继续说下去。李弘这时总算知道荀攸的难处了。荀攸不是不能说，而是他无法说，这毕竟牵扯到皇权的威仪，牵扯到汉祚的命运。如果他的话激起了李弘的愤怒，必将导致晋阳危机一发不可收拾，他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你和羽行兄（鲜于辅）之间的矛盾，是不是因此而生？”

徐荣苦笑，“公孙瓒大人阵亡，辽东胡人叛乱，朝廷在对外策略上随即发生争论。长公主极力主张杀伐，刘和、鲜于辅等大人主张剿抚并用，蔡邕大人认为目前状况下还是劝抚为好，而崔烈大人干脆主张放弃，等天下平定了，国力增强了，再把辽东收回来。”

“朝政真的太复杂了。不同的治国策略会导致不同的处理方法，不同的处理方法在同一件事上又会产生不同的计策，结果在这件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