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世家(5/6)
当年是同和居走了第一步,到了1952年,丰泽园和聚德全又先后跟随实行。洪禄承早已看出,这条路恐怕是大势所趋,国家的决心是不会扭转了。再加上他已经深刻领教了那种力量,心知妄想抗拒,那简直是痴人说梦。其次再说经营上的困难。由于对工商阶层清查的作用,社会风气变得更加崇尚俭朴,导致高端消费市场不断缩减,最后的结果就是饮食业由于长期实行低价供应,整体沦为了社会福利行业,根本无利可图。再加上近年来,国家对农产品开始实行统供统销制度,买什么都要凭证,更使得私营企业采购原料变得尤为困难。
洪家目前的实际情况是,酒楼饭庄由于业务清淡,大多已经关门,只剩一家衍美楼在勉强维系。而菜单也已经作废,每天仅能看情况而定,供应一些不讲时令的家常菜。另外,就连饽饽铺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由于缺乏大量的糖、油、果脯、鸡蛋和奶油,目前仅能烤制一些粗制炉食,基本快变成烧饼铺了。再这样下来,登门的顾客自然还会越来越少,店铺亏损更是铁定的。就算不合营,大概离自己关张也为期不远了。
综上所述,该当如何选择,答案已是明摆着的了。但洪禄承的心结终归难以释怀,所以迟迟无法迈出这一步。关键的时刻,还是一件突发的事件帮他做了决定。
1955年元旦过后,洪家三进院落的老宅被当时的街道办看上,想征用改为敬老院,街面上的衍美楼和衍美斋两个老铺自然也包括其内。为此,街道主任特意请来区里主管饮食行业公私合营的干部一起上门来说项,巧合的是,其人正是“清查”时的“打虎队长”。
再次相见,当年的队长已经成了正职处长,虽然这次已换成一副和颜悦色,张口闭口的“同志”。但洪禄承却旧痛难忘,依然心惊胆颤,又怎敢说个“不”字?于是乎,在1955年的春节之后,洪家在煤市街经营了近二百年的两个老铺关张了,洪家老宅的大门上也挂上了敬老院的牌子。
不过,这些房子倒也不是就此全然与洪家无关了,因为街道资金有限,所以房产并没有转让,只算作临时租用,初步定期十五年。而且街道为了表示感谢,也帮忙联系了新的住处,那就是福儒里2号院。
洪家搬到新址,地方小了不少,且没了影壁,没了垂花门,没了鱼缸、天棚和石榴树。洪禄承闷在观音院东院的新家里足不出户,只抱着两块老铺的木匾,抑郁了许多日子。
他心里着实难过,却又不好说什么。人家征用是经过他同意的,他在人前表现着积极与进步,背人又唉声叹气,这算怎么档子事儿呢?
还是妻子最懂洪禄承,心知他最舍不得的是那两间老铺,却另辟蹊径说,“搬走就搬走吧,这里虽然不大,但如今不比往日里,佣人们都走了,家里也就这几口人,尽够住了。要是往好处想,老宅偌大院子也压不住,房子会越来越旧,将来也没精力收拾,搁咱们手里早晚也是糟践了。”
王蕴琳说的没错,洪家的房屋院落的确已经显出了颓败的老相。洪禄承被说动了,他发现妻子更了解世间的因果逻辑。没有什么是永不变的,一切原本都是虚的。看透了,也就是那么回事。
洪禄承的郁结渐渐疏解开了。这心里一扭过弯来,公私合营的事也就水到渠成了。本来嘛,老铺和老宅既然都没了,剩下的,也就再没什么舍不得了。
很快,洪禄承就去找队长去谈公私合营的具体事宜。队长可没想到还能一举两得,高兴之余对他大加称赞鼓励,给出的条件也很优越,除了一些国家规定死的政策外,其余都可以商量。特别是在有关洪禄承个人工作的安置问题上,划出的范围和待遇比较宽松,可以由着他选。而洪禄承在沉吟了一番后,提出的条件,却只是把伙计们安置好,除此别无他求。队长更是高兴,很爽快地答应下来。
这个要求实在是不难办,因为洪家名下的酒楼饭庄皆已无存,除了刚关张的衍美楼老铺,大部分庄馆员工早就由洪家出钱,回乡的回乡,改行的改行了。安置的重点,其实只在于那些饽饽铺。
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了协议。衍美楼的店伙厨师由市三商局饮食公司安置到其他的国营饭馆,八家饽饽铺的百余员工则成为了国营糕点厂的工人。至于那几家饽饽铺的店面,由于其经营方式还保持着前店后厂的手工生产模式,直接就被裁撤掉了。几家店面最后是划归市二商局,成了与国营糕点厂有代售合作关系的副食店。而洪禄承自己,则成为了一名在京城糖业糕点总公司上班的会计。
也许是有过去一些出格情况作为前车之鉴,这次国家比较温和,给出的条件也挺优厚。清查核资时采取自估自报、工人监督的方式,最后定了六万八千元的私股股金,按照“赎买政策”的规定,足有二百八十元定息,洪家并没有吃亏。
而在工作安排上,队长也任由洪禄承选择了离家较近的工作地点,并给予了特别优待。洪禄承享受行政15级的处级待遇,工资也相应地定为一百零八元。而食品行业,当时最高级别的技工到顶儿才拿七十多元,大概在整个公司,这个数儿也得排在前几位。这么看来,洪禄承的收入足可以保证洪家人的衣食无忧,且代代人都能过上“上等生活”。
不过,当洪禄承第一次收到人民银行那封盖有“邮资付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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